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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偷盗怎么处罚？
盗律之中，最后四条盗贼窝主、共谋为盗、公取窃取皆为盗、起除刺字相当于盗律之“总则”，其余二十一条则是“分则”。分则之中，按照盗之对象来看，略人略卖人、劫囚的对象是人，夜无故入人家的对象不明确，而剩下的十八条均为财物，财物又可按所属不同，分为“官物”与“私物”。
所谓官物，即被官方（非官员个人）所有的财产，相当于当代的国家财产（当然，二者概念并不相同，只可在一定程度上相类比）。在我国当代的法律体系中，“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于私人财产仅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亦即国家财产的地位高于私人财产，清代的法律也与此类似，体现出“律重官物”的原则。
一方面，将几种特殊的官物分列出来单独成律：盗大祀神御物、盗制书、盗印信、盗内府财物、盗城门钥、盗军器、盗园陵树木，这几种官物并非能够简单计算出价格的普通财物，故对其定以不同于盗普通财物“计赃论罪”的处理规则。
另一方面，在盗普通财物的情况下，相同的盗主体（常人）盗同等数额的官物与私物——常人盗仓库钱粮与窃盗，对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同样是“不得财”，常人盗官物杖六十，盗私物仅笞五十；同样是盗一两以下，常人盗官物杖七十，盗私物杖六十。在这之后，盗官物每五两加一等，盗私物每十两加一等，对二者之最高刑罚均为绞（杂犯或监候），但对盗官物者，八十两即绞，盗私物者，一百二十两以上方绞。
整体而论，清代“律重官物”，当代“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薛允升对这类立法模式颇有微词：“官物与私物，虽有不同，在盗者视之则一也。不以赃数定罪，而以官、私定罪，情法似未平允。”
若是把目光再往前回溯，早在先秦时代，孔门***有若即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孟子亦对统治者有忠告：“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不过，律重官物只是明清律典的特点，而在之前的唐宋律典中这一特点并不明显，其中并无类同“常人盗仓库钱粮”的律文，且对各盗特殊官物的行为处罚也较明清律为轻。
而《大明律·贼盗》规定，偷的东西价值一百二十贯以上的，就要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判处绞刑。明律对窃盗的人同样使用肉刑，初犯要在其右胳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胳膊。犯者，判处绞刑。
区别之处是，清朝将赃款的计量单位由“贯”改为“两”。关于同时窃盗多人财物如何确定赃款的数额，明清两朝做法相同，都是“以一主为重”，只计算从损失最大的失主那里偷得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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