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刑事辩护的研究意义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5个相关介绍刑事辩护的研究意义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 为什么刑辩律师没有取证权。而又是一个高危职业？
- 律师代理的刑事案件，为什么当庭判决无罪释放的案件几乎没有？怎么评价律师的辩护能力？
- 犯罪人承认了犯罪事实，为什么还要做无罪辩护？
- 律师接受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是否该对会见次数进行限制？
- 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无法阅卷，那他们是如何了解案情的？
为什么刑辩律师没有取证权。而又是一个高危职业？
刑事辩护律师是可以为自己的辩护业务取证的，至于取证的时候如何取证？如何保证调取的证据是合法的，是真实的，需要靠律师自己去把握。也就是说，如果律师按照法定的程序，正常取证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律师取证的时候必须要保证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不能编造证据，也不能避重就轻的取证。所以，题主问刑辩律师没有取证权的观点是错误的。律师职业是一个高危职业，实际上是某些人对律师职业的判断错误。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的过程当中遵纪守法，实事求是，不搞一些违规的东西，律师的职业是没有风险的。所谓的高危判断，实际上是指律师很可能违法。因为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以及法庭的辩论权虽然是可以豁免的，但并不是可以胡乱来的。也就是说，律师不能***，如果律师制作了虚***证据或操纵虚***诉讼，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刑辩律师没有取证权的结论就是一个误解，刑辩律师是高危职业的结论与律师的职业素养密切相关。
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或者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有两种法定情形，在侦查期间和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人只能由律师担任。
如果说律师没有取证权，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将是一句空话。赋予律师取证权是法律应有之义，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律师调查取证权也作了合理的限制。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包括四种情形：
以上是对刑辩律师没有取证权认识的回应，为什么说刑辩律师是高危职业呢？作者认为，刑辩律师的高危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而且主要是律师收取了巨额辩护费。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徐剑随笔，仅供参考。
国家权力规定律师没有刑事取证权。律师明知代理的刑事辩护案件证据不足甚至是冤案，出于法律[_a***_]去取证，将面临伪证罪风险。刑辩律师没有职能只有义务，这个义务就是配合公检法动员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求轻，保证刑事诉讼顺利完成。死磕律师不受待见，具有坐牢的风险。律师的游刃有余用武之地是在民商事法庭。
律师是一个外表光鲜，内心苦逼，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
一、很多人理解的律师都是港台剧中那些西装革履，香车宝马，外表光鲜，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美男靓女，而实际上是严重的误导，***剧中的律师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二、律师不是公务人员，没有公务身份，很多人并不尊重，被人看不起，不理解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律师的地位并不高；三、律师没有固定的收入，收入很不固定，不少律师经常在为温饱而努力，因此律师并不是高收入人群，不是大家想象的收入很高；
四、律师支出很大，律师要交纳税收，要交纳社保金，要支付培训费，一年下来数额很大，不是人们想象的没有什么支出；五、律师的执业风险很大，律师经常受到对方人员，自己委托人员，社会人员的攻击，经常被投诉，经常被律师协会调查处罚，因此风险巨大，随时都有停止执业的可能；
六、律师的健康很难保障，律师的知识更新很快，需要不断地学习，需要经常出差，经常加班，经常受气，生活很不规律，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经常发生，健康根本无法保障。
七、律师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伪证罪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从辩护人变成被告人。
总之，律师就是一个被高估的职业，是一个不太好的职业！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律师代理的刑事案件，为什么当庭判决无罪释放的案件几乎没有？怎么评价律师的辩护能力？
现行体制下，***判决无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主办法官当庭能决定的事情。也不是合议庭成员休庭合议就能决定的。这个和律师的辩护能力关系不大。有些判决无罪的案件***要请示上级***、有些会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检察院内部也需要层报、请示。总之，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能力关系不大，法官当庭不***信辩护意见法官能做主，要***信的话可能真做不了主。
刑事律师只能说保证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得到公正的判决，并不是为他脱罪，这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很多人很愤慨，明明是犯罪嫌疑人还有律师辩护，这律师是非不分。其实这才是彰显我国法律进步的体现，保证犯罪嫌疑人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最重要的是避免冤***错案
我专业做辩护十几年，共有20多起刑事案件当事人没有被***判刑，其中只有二起***直接宣判无罪，其余都是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公安撤案或***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有些案件，从公正司法的标准***是应当依法宣告无罪的，但最终并没有取得无罪的判决，而是在法定量刑幅度以下给被告人以很轻的量刑，就是所谓“疑罪从宽”，而且目前，我还有两起这类案件处在跟***“拉锯”的过程中，一直拖着不肯判决。我认为，***很难做出无罪判决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法官受司法体制、司法观念以及人情关系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面对无罪案件时难以做出无罪判决。
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打击犯罪。能够被***到***并提交法庭的案件，已经是经过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两道关口的审查，而且公安机关内部要经过侦查，预审，法制几个环节，检察机关内部要经过批捕，公诉等环节，公安和检察机关内部要经过不同的主管领导审批，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还要经过检委会等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而且还有错案追究制度。说实话，在办案过程中，哪一个人要想做个手脚，徇私枉法，要打通好多环节，着实不易。所以能够提起公诉的案件，判无罪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是本问题的原因。律师出于职业关系，对他的当事人只能做无罪或者罪行轻微的辩护，当他作无罪辩护的时候，对一个经过层层审查，已经被认定有罪的嫌疑人，***还能***纳律师意见吗？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辩护职责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意见，依法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绝不能用“赢”或“输”来形容。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故意杀人犯，经律师辩护有可能从法定的最高刑——死刑，改判为死缓或***，这你能说案件辩护输了吗？刀下留人，恰恰是律师辩护最为成功的标志。通常情况下，面对一个***犯，难道你非要让律师把他（她）辩护成无罪（冤***错案除外）才算赢吗？
犯罪人承认了犯罪事实，为什么还要做无罪辩护？
很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行为的定性不清楚，只有朴素的法律观念，听到侦查人员说认罪认罚可以减轻、从轻处罚就会认罪认罚，这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的选择。对于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律师比较清楚，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自然要做无罪辩护。两者并不冲突。
犯罪嫌疑人承认了犯罪事实，不代表真的犯罪了。
这人有可能顶包，所以除了自己承认，还必须到现场指认犯罪现场，还原犯罪过程，找到人证物证，所有证据都没有疑点了，才能判定犯罪事实。
无罪辩护是非常必要的，站在另一个立场进行辩论，才能确保犯罪事实的真实客观，而且这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你想，如果你是被冤枉的，制度上没有无罪辩护，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冤***错案。
现在的司法理念不一样了，宁可放过不可错杀，放过有可能还能抓回来，只要补充证据，错杀就不行。
正义可以迟到，但是生命不可挽回。
题主过于想当然，这情形基本不会发生。除非当事人认罪不是其本意。被告当庭认罪服判，依法可以获得大约为基础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轻判，三年以下的可以获得缓刑。所以，法庭对被告的认罪态度必须绝对查清。如果被告当庭认罪服判，律师坚持无罪辩护，也就是不认罪。那么，法庭一定要问清楚律师意见是否可以代表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被告表示可以代表他的意见，法庭会再次确认，并提醒如此法庭将不会认定被告有认罪悔罪态度，不能获得轻判。如果被告表示律师的意见不能代表当事人意见，法庭会提醒被告可以考虑更换律师或者解除律师代理合同。
犯罪嫌疑人认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刑法认识错误。以为自己犯了罪，实际上可能并没有犯罪。有一个案例：一伙儿公司的仓库保管员，把仓库内存放的公司已经决定报废的物品拿出仓库卖了，公司报警把这伙人抓了，指控涉嫌职务侵占罪。这会儿人也认罪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做无罪辩护呢？因为刑法第271条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罪状描述中，有侵占的财物价值较大的要求，单位已经将这些财务做报废处理，说明这些财务对单位来讲已经没有价值，那么这个指控不能符合法定的罪状描述的条件，即使被指控的这个职务侵占罪，有三个构成要件都符合，但有一个要件不符合，依照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不能给这伙人定罪。
“犯罪人”承认犯罪事实，一般指的是认罪，辩护人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一般是不会做无罪辩护的。但以下几个情况是例外：
1.被告人虽然认罪，但认定事实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客观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会质疑现有的证据体系，故而做无罪辩护。
2.被告人虽然认罪，但律师发现指控犯罪的证据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办案机关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和取证规范取证，导致收集的客观证据因程序非法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会做无罪辩护。
3.被告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认识错误，不排除办案机关和公诉机关也会认识错误，将无罪行为认定为有罪行为，这种情况在经济案件中容易发生，辩护人会做无罪辩护。
4.辩护人对公诉人、审判员了解深刻，知道公诉人和审判员的水平，***取无罪辩护的策略来影响公诉人和审判员的判断。
5.辩护人答应了被告人家属的无罪辩护要求，或者辩护人对被告人家属做出无罪承诺，这种情况下，辩护人会做无罪辩护。
6.不排除辩护人与被告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取让被告人认罪，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策略，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也存在一个辩护人既做无罪辩护同时又做罪轻辩护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是辩护人自己思路都不清，其实，这是辩护人一种矛盾和“甩锅”方式。
……
至于是什么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律师接受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是否该对会见次数进行限制？
谢谢邀请。在刑事委托合同中，一般不对会见次数做约定，主要是律师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会见。有时嫌疑人也会通过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家属也可以要求去会见。会见的频率主要取决于律师的职业素养和收费的高低。
谢谢邀请！
刑事案件中委托律师行使辩护权，是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通过委托代理合同的形式确立的。一般认为，既然是一种契约关系，在现实中约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次数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权利，虽然权利的取得往往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但具有独立性，并不受制于委托人。律师刑事辩护的目的是充当刑事诉讼三角构架的一环角色，专注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事实和证据。会见只是律师根据辩护需要而***取的一个手段。委托人在委托辩护合同要求律师会见次数，这种意愿只是为了照顾当事人、嫌疑人的感情，而见面次数本身，不会对辩护效果带来实质性影响。
那么，大家最想问，如果律师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会见次数，是否构成违约？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构成根本性违约的。我通常把律师辩护做比喻：如果***判决刑罚的罪犯是入狱的产品，那么，律师只不过是产品入库的独立监督员。行使好监督员职责，就完成了律师辩护的合同义务。见面次数作为照顾当事人感情因素的合同附带条件，不是合同主义务，未完全履行时并不构成对委托人的违约。所以，双方约定见面次数，对合同履行或追究违约责任都无实际意义。
刑事代理合同中对会见次数进行约定或者限制实在没有必要。
通常来说，律师会见被羁押人员是基于办案的需要。负责任的律师会主动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必要性，来决定是否需要会见被羁押人员及会见的次数、会见说要达到的目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在合同中约定了会见，必须达到的会见次数。但如果碰到不负责任的律师，就算他根据合同约定去会见被羁押人员，会见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刑事案件中委托律师，重点不是保证会见的次数，而是要委托合适的律师。应该委托责任心强的、刑辩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现实情况中。委托人都希望找到和公检法司有关系的律师代理，但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一见面就喜欢称自己在公检法司有关系的大律师要高度警惕。这类律师多半是利用委托人的这种心理进行行骗！
我们可以我们只要冷静的想一想就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手上不缺案源的真正的大律师，他们自然不会也无需去冒这种行贿的风险。而如果你出的代理费不高。律师又拿什么去行贿公安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呢？这些人又怎么轻易会因为几千上万块钱去冒这种受贿的风险呢？
而有正义感的，负责任的律师，他是不屑于去搞关系的。他也会尽力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案子的结果，关系到他人的人生！同时也关系到他自己的职业名誉！
我虽然不太办理刑事案件，但是，恐怕也办理了不少于100件。但是，我从未与当事人约定会见次数。
会见次数当然由律师决定。岂能与当事人约定或者确定？
或许，我们这些***湖落伍了。
对于委托人来说，肯定是见得越多越好；对于律师来说，了解[_a1***_]则刚刚好。这是一个矛盾。
合同中是否该对会见次数进行限制？我认为，在能全面了解案情、与嫌疑人能很好的沟通的前提下，应当对会见次数进行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次数，焦虑的委托人（嫌疑人家属）会不断的要求律师去会见，去会见，去会见，有事没事见一次，但是对于律师费却只字不提，这时，如果没有次数的约定，律师就会限入苦恼之中。
如果有约定次数，律师就有理由不去会见。但是，如果满足了会见次数，律师仍对案情不了解，或者出现了新的情况，大都数律师还是会遵守职业道德，再去会见嫌疑人。
当然，律师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群提供服务的人，要是委托人愿意多砸钱，没有几个律师会对会见次数有异议的。
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无法阅卷，那他们是如何了解案情的？
在这种情况下，经验和常识很重要。试举3例我办的业务。
1、桂林市某局办公室主任到某县某局挂职当副局长。被指控受贿3万元。同时被指控的还有局长，主管财务和工程结算的两个副局长。受贿金额相同。我的当事人是当时管工程审计。整个工程款为71万元。
反贪局承办人刚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就明确表示：我的当事人没有受贿。理由是：
71万元的装修工程，利润15—18%，行贿金额12万元，就没有利润了；我的当事人将工程预算审“减”了近6万元；包工头的行贿主要是在揽业务、验收、结算和付款环节。
结果：关了一周，放了。
2、我的当事人被指控挪用资金1-5亿元，我看完起诉书和渉及的主要证据（当场），我的结论是“不是挪用，是使用”，“是用自己的钱而不是发包人的钱”。因为，我的当事人是承包人，是自筹资金承包；
3、上个月，一朋友的亲戚被指控合伙敲诈勒索5万元。我听公安办案人谈了“理由”，当天会见当事人，我的结论是：民事纠纷是起因，（参与“找老板理论赔偿”的“谋划”）。没有参与堵路，也没有经手收钱，不能证明分到了钱（刑事部分没有参与）。推论成文报给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结果：排除。
当然，妥协是有的：只要被关押时间不长，我是动员当事人放弃国家赔偿。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刑事辩护的研究意义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刑事辩护的研究意义的5点解答对大家有用。
